我说海公

大书房

海婴先生离开我们八年了，心里时不时有想写点东西的冲动。弄些凑热闹的文字我不情愿；小题大做或者谬托知己，更是我所不乐意；但自己想说的话，一时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样一来，手便懒着，下不了笔。

与海公及周家的接触缘于我在纪念馆工作过一段时间，看过一些鲁迅的文字，有过一些与海公的联系，这二者有时总会让我产生某种联想。

对于人生，古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少年宜苦，中年宜逆，老年宜顺。”对应海公的经历，我觉得似乎与这“格言”正好相反。

他是少年甜，中年顺，晚年偏是逆。他这样的人生，有外部世界的成因，当然也有他个人内心世界的成因。作为鲁迅的独子，有荣耀，但更有无奈。世人是多见其荣耀，而无视其无奈，这或许也是诸多名人之后特有也是常有的宿命。

从出生到共和国建立，大致二十年，这是海公的青少年时期，我将之称为其人生的“宠爱期”。

其一，是得自父亲鲁迅的宠爱。

鲁迅晚年得子，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对海公的疼爱有加。曾被人咒为“要让这个孤老头冷清煞”的鲁迅，作为男人，想必对这句话会有切肤之痛，又会留下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海公的到来，是鲁迅对毒咒人最好的回应。鲁迅曾有过“我终于不绝后了”之类的文字，解恨之意溢于言表。

有朋友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过于溺爱孩子，在题为《答客诮》这篇诗作中，鲁迅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回对，舔犊之情浓烈执着，同时也流露了鲁迅内心深处也未能超越人之常情的传统情结。有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基础，海公受父亲宠爱就不言而喻了。

其二，是得自母亲许广平的宠爱。

鲁迅逝世，海公年仅七岁，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许广平作为母亲，内心深处对孩子幼年丧父有着非同一般的欠疚，真情流露，加倍呵护，也是情理中的事。

青少年时代的海公即拥有进口莱卡相机，这在当时几乎是常人不可想像的“奢侈品”。可以说，以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体生活水准，海公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条件应远在一般家庭之上，优越的生活条件远胜于“衣食无忧”。

其三，作为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名门，海公备受鲁迅的同志、挚友及崇拜者的关爱和帮助。

海公是在一个文化大家庭中长大的人，受着身边众多文化名人、政治名流的眷顾和宠爱。少年时，身处东方巴黎的上海，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青年时，又在全国一流的大学，接受一般人无以得到的高等教育。由此造就了海公的善良、儒雅的气质和人格。

而鲁迅的少年时代，身历家国衰落的创痛，由此造就鲁迅冷峻复杂的性格。二者比较，海公就显得平易单纯多了。

2008 年，那年海公八十岁生日，绍兴鲁迅纪念馆为其祝寿，我去宾馆看望老人，他要送我他刚出的新书——《镜匣人间》。他在扉页上签好名字递给我时，真诚的眼神我至今未能忘怀。因为工作关系，我曾为周家做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小事，而老人感激的话语让我看到了海公的善良与平易。如果富裕而骄纵的家庭容易造就纨绔子弟的话，那么殷实而文明的家庭却常能培育出精神贵族来。

在我看来，海公善良性格的形成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条件与氛围有着密切联系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大致三十年，这三十年，海公进入成年的“贵族期”。这一时期，毛泽东以“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评价鲁迅。“意识形态”下的鲁迅被奉若“神明”。在鲁迅“光环”照耀下，作为鲁迅的独子，海公成为新中国少之又少的“精神贵族”。

文革时期，海公可以和毛泽东通信谈自己的想法，毛泽东甚至会给他相应的回应，他的想法和意愿竟然可以在主席的关怀下得以实现。海公儿子赴台寻求自已的爱情，以当时敏感时期的情状，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株连九族”的严重政治事件。但结果是，海公也并未因此受到特别的冲击和迫害，政府对于周家的“特殊”由此可知。

总体来说，海公的成年期，虽然中国经历着一波又一波的时局动荡，但海公的生活依然相对平静。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我们对海公善良不世故而又具贵族气质的性格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一年，去北京开会。到北京，理所当然要去拜访海公。洁净的寓所里，老人家端出来的咖啡具，竟是雅致的民国瓷器。那场景、那感觉让我仿佛觉得时光倒流。“贵族气”，这是当时闪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强烈感受。

从改革开放到海公去世，又是大致三十年，这三十年海公的晚年生活，我称之为海公的“失落期”。这一时期，鲁迅走下了神坛，对于鲁迅的评价由一元论走向多元论，甚至出现了贬鲁论。

从鲁迅学的角度讲，这或许并非坏事，但从家属角度而言，凭我的想象，海公不可能不经历着超乎常人想像的内心世界的剧变。由原来一直沉浸在“鲁迅是神”的状态之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敢骂鲁迅敢贬鲁迅敢否定鲁迅，到现在突然面临诸多的新情况，作为鲁迅的独子，又是一个垂垂老者,面对这种突变，确实有点残酷。

同时，外部物质层面的问题也接踵而来。80年代以前，社会贫富悬殊不明显，周家生活太平，严格地说，周家应该是既“富”且“贵”的，加上有鲁迅这尊“神” 的护佑，海公或多或少存在着“精神贵族”的优越性。转型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海公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一无所有。

鲁迅的遗产早已全部捐了出去，好像与周家已无多大关系；子女中，既无官宦大臣， 又无商贾巨富，这种现实与落差，对于一个进入暮年的老人来说，可谓是既猝不及防，又无力招架。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吃鲁迅饭的地方，一些吃鲁迅饭的人，打着鲁迅的旗号，利用鲁迅、俗化鲁迅。

晚年的海公是在现实面前被迫真正思考起鲁迅来，并由此自觉地将自己纳入捍卫鲁迅的阵营，同时努力去捍卫自己作为鲁迅儿子应有的权益。所以，海公晚年的生活经历，与青少年时期、成年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晚年的海公很辛苦，但晚年的海公很坚韧。

社会不同时期对待鲁迅的态度与价值认定，作为过来人，海公都经历了。他以自己的经历结合社会现实，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向社会阐述鲁迅，我个人以为，这是海公晚年最了不起的事。只因他是鲁迅的 儿子，我们反倒忽视了他的这份贡献。

社会俗化鲁迅，海公最难以容忍；老人捍卫父亲，同时提出自己的权益诉求，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却总招来众多非议。世人对于鲁迅的“理想化”认同，结果是，总希望鲁迅的神圣由鲁迅的后人永远 扛下去，甚至奢望鲁迅的后人也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对于同样是人的鲁迅的后代来说，这实在有点太残酷了。

在一个法治精神、社会公正尚不健全的社会里，善良、不世故的人，面对社会现实，往往会尴尬无奈，有时甚至会处处碰壁。晚年海公寻求法律公正，几乎屡战屡败，颇有唐·吉诃德意味。但执拗里他 走的是信“法”的路，这信，让人心酸落泪。但我又从中看到海公的 可敬，他不以鲁迅的“旗”唬人，更不用鲁迅的“名”搭人脉，走捷径。我深信，这是鲁迅的基因在起作用。我更深信，假如鲁迅知道海 公晚年的心境和处境的话，一定会既心痛，又欣慰的。



古人说“少年宜苦、中年宜逆，老年宜顺”。其大意是：人老了，吃不起苦了，万事以“顺”为好。但关键是如何看待不顺，是认天命，还是逆天命，最后总是由人的内心世界认定的东西来作为标准的。从海公晚年对待“不顺”的态度看，其实，老人表达了“率性之谓道”的态度，呈现给世人的是：独立思考，坦率表白，信奉正义。

大书房

大书房